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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討債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辯護律師 廣州尋釁滋事罪有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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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當討債行為

債權人具有使債務人清償債務的權利，但如果為了討債而非法拘禁、傷害、殺害債務人的，無疑成立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但是，當前的司法實踐大量地將債權人對債務人采取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方式實施的討債行為，認定為尋釁滋事罪。在本文看來，這種做法明顯不當，應當杜絕。既然相對方存在債務，債權人就有討債的權利；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情況下，債權人采取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方式討債，是為了實現正當目的。如果索要的利息在司法解釋規定的限度之內，完全是正當的；如果利息超過了司法解釋的規定，債權人就沒有超過的部分索要利息，也是正當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13年7月15日《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1條第1、2、3款分別規定：“行為人為尋求刺激、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等，無事生非，實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認定為‘尋釁滋事’。”“行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發矛盾糾紛，借故生非，實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認定為‘尋釁滋事’，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發或者被害人對矛盾激化負有主要責任的除外。”“行為人因婚戀、家庭、鄰里、債務等糾紛，實施毆打、辱罵、恐嚇他人或者損毀、占用他人財物等行為的，一般不認定為‘尋釁滋事’，但經有關部門批評制止或者處理處罰后，繼續實施前列行為，破壞社會秩序的除外。”據此，不當討債行為不可能成立尋釁滋事罪。

(1）債權人向債務人討債，不管是不是高利貸，都不可能屬于為尋求刺激、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等，無事生非實施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行為。

(2）債權人向債務人討債的行為不可能屬于借故生非。況且，債權人之所以實施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行為，就是因為債務人不履行債務，亦即，完全屬于“被害人故意引發或者被害人對矛盾激化負有主要責任”。

(3）既然行為人因債務糾紛，實施毆打、辱罵、恐嚇他人或者損毀、占用他人財物等行為的，一般不認定為尋釁滋事，那么，債權人對債務人實施的類似行為，就更不能認定為尋釁滋事。

(4）即使債權人反復向債務人實施相關行為，或者經有關部門批評制止或者處理處罰后，繼續實施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行為，也不可能成立尋釁滋事罪。正是因為債務人不履行債務，債權人才反復追討，如果債務人一經追討就履行了債務，債權人則不會繼續追討。將債權人對債務人采取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方式實施的討債行為以尋釁滋事罪論處，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認定犯罪的前提是行為符合相關犯罪的構成要件，但對構成要件的理解與適用要以保護法益為指導。抽象地說，尋釁滋事罪的保護法益是“公共秩序”，“公共秩序”是一種社會法益。但是，“社會法益只是個人法益的集合，是以個人法益為其標準所推論出來的。個人的一切法益都是得到法律的承認和受法律保護的，而社會法益的保護是受到限制的。……因此，只有當某種社會利益與個人法益具有同質的關系、能夠分解成為個人法益（即系個人法益的多數之集合）、是促進人類發展的條件且具有重要價值和保護必要時，才能成為刑法所保護的社會法益”。換言之，保護社會法益的目的也是為了保護人的法益，所以，必須聯系個人法益確定尋釁滋事罪的保護法益。

質言之，由于尋釁滋事罪存在四種類型，需要具體考察各種類型的具體法益。

禁止“隨意毆打他人”的規定所欲保護的法益，應是與公共秩序相關聯的個人的身體安全。否則，難以說明尋釁滋事罪在刑法分則中的順序與地位。正因為如此，行為人隨意毆打家庭成員的，或者基于特殊原因毆打特定個人的，沒有侵犯該法益，不可能成立尋釁滋事罪。

禁止“追逐、攔截、辱罵他人”的規定所欲保護的法益，應是一般人在公共生活、公共活動的行動自由與名譽，也可以說是與公共秩序相關聯的行動自由與名譽。所以，在沒有多數人在場的情況下，辱罵特定個人的，不屬于尋釁滋事罪中的辱罵他人。

禁止“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的規定所欲保護的法益，是與財產有關的社會生活的安寧或平穩。因此，行為人侵入他人住宅損毀他人財物的，或者已婚子女強拿硬要父母財物的，不成立尋釁滋事罪。

禁止“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的規定所欲保護的法益，顯然是不特定人或者多數人在公共場所從事自由活動的安全與順利。不當討債的真實案件，都是在特定的時間、地點針對特定的債務人實施的行為，都不是發生在公共場所，根本不可能擾亂公共秩序和破壞社會秩序，完全不具備尋釁滋事罪的本質。

反復向特定的債務人追債的，不管有多少債務人，也不可能破壞社會秩序。

將《刑法》第293條中的“毆打”“辱罵”“恐嚇”“強拿硬要”等字面含義作為大前提，而不考慮其背后所欲保護的法益，就必然不當擴大處罰范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不可否認，對法條文字可能做出多種不同的解釋，在刑法條文沒有修改情況下，通過司法解釋進行犯罪化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刑法分則對大量犯罪規定了“情節嚴重”“數額較大”等量的限制條件。與以往相比，刑事司法放寬對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降低數額較大的起點標準，就意味著犯罪化。再如，有些行為實質上具有嚴重的法益侵害性，原本屬于刑法明文規定的犯罪行為，但由于某種原因，刑事司法上未能以犯罪論處。后來刑事司法改變態度，對該行為以犯罪論處，從而實行犯罪化。

但是，司法上的犯罪化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條件：一是行為的法益侵害程度必須達到了值得科處刑罰的程度；二是必須遵守罪刑法定原則，不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予以犯罪化。

誠然，一個解釋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是難以判斷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刑法分則對A行為規定了較輕的法定刑，而司法解釋或者司法機關卻將比A行為更輕微的B行為規定為或者認定為較重犯罪，基本上就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

將債權人對債務人采取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方式實施的討債行為以尋釁滋事罪論處，違反了刑法的公平正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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